千百年来,酒与舞的藕合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多少庄严肃穆、奢靡淫恶、繁荣昌盛、衰败没落;写下了多少铭刻千古的真情、美意、写下了多少惊世骇俗的恶径、险行。
一、美酒敬祖,畅舞娱神。
巫舞是原始图腾舞蹈的遗迹,被称为古文化的“活化石”。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图腾崇拜和整个原始宗教泛灵崇拜时期,酒与舞蹈是先民们敬神、通神、娱神的礼品和手段,是人与神相沟通的中间桥梁。在现存的、鲜为人见的巫舞形式如“东巴舞”和纳西族东巴祭祀活动中,我们仍然不难发现酒与舞蹈是同时并重的祭祀内容。在我国现存的、唯一还活着的古象形文字:纳西族“东巴舞谱”和“东巴经”中,随处可见酒与舞蹈在祭祀活动过程中相互融合的内容和形式。
纳西族在举行“求长寿”和“成丁礼”(儿童年满十三即被认为长成大人,届时要聘请东巴主持仪礼举行祭祀活动)法仪古老的祭坛前一棵用五色花朵(古时用丝线或黄色的蔓青花、叶)装饰着的松树,这就是“含依宝塔树”(纳西族神话传说中最吉祥的神树)。祭坛上摆放着人们带来的“巴巴日”(献给树神的美酒)等供品。人们在神树前排起整齐的队伍,祭司(即东巴)从供品中取出一碗巴巴日,手中握着一柬散发着香气的柏树枝,沾着碗中的酒向神树洒奠。他一边洒奠,一边吟诵:“在含依宝塔树上,由金翅大鹏鸟来停落,病痛与大鹏鸟无缘,死神与大鹏鸟无缘。现在为大鹏鸟洒奠美酒,愿大鹏鸟为我们带来吉祥......(接下来改 诵为唱)今天我们来到神树前,析求长久的岁寿......” 同时我们在《东巴舞谱》中看到,纳西族人民在“求长寿法仪”中要由祭司按照《跳神舞蹈规程》中的规定来跳“汝种布”,其中包括“丁巴什罗舞”、“萨利伍德舞”、“金孔雀舞”、“花舞”等十余种舞蹈。
祭祀仪式结束后,大家一同回到祭坛前,老人、中年、青年分别围坐在一起品尝巴巴。这时年长的人唱起祝寿和祝颂成长的颂歌,年轻人则吹起了瓢笙。他青:以笙歌祝酒,以美酒助兴,边吹边舞,酒至客前,“以笙推壶劝酶”。如此奇特美妙的乐舞敬神形式怎能不让人开怀畅饮,即兴起舞,一醉方休!也正是因此习俗,养成了纳西族人民“喜饮酒歌舞”的民族性格。
假如我们将纳西族人民的祭祀活动看做是原始先民敬神、娱神质朴形式的缩影,那么在封建社会战国时期,最具代表性的巫祭活动,莫过于楚国的祭神歌舞。诗人屈原根据楚国巫砚祭祀歌舞时的祝辞和盛况,创作了流传千古的诗篇《丸歌》,为我们留下了酒舞娱神的有力佐证。
“瑶席兮玉旗,童将把兮琼芳。慧肴蒸兮兰藉,奠桂酒兮椒浆。扬梓兮柑鼓,疏缓节兮安歌,陈学瑟兮浩倡。灵惺毫兮妓服,芳菲菲兮满堂。五音纷纷兮繁会,君欣欣兮乐康。”(《丸歌·东皇太一》)这是多么富丽堂皇的景况。神坛上铺着椒、兰等香草,散发着阵阵的幽香;镇国的宝器中盛着满满的桂花美酒;巫砚们身穿缀满饰物的华丽服装,他们轻捕鼓面,含竿弹瑟,将“神尸”--“东皇太一”拥簇在中间,拉开了神前祭祀,欢乐歌舞的序幕。
祭祀活动中的舞蹈与酒奠作为原始文化形态,反映了先民意识形态中最崇尚的社会活动方式和物质生活内容。也正是因为酒与舞在原始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,才有了美酒、舞蹈敬于神祖的社会行为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巫教渐趋没落,但是做为一种民族文化和信仰的长期积淀形式,巫祭形式在民间依然长存不绝。唐代王维《渔山神女祠歌》记下了山东东阿迎神、送神时献舞祭酒的巫祭场面:“......女巫进,纷屡舞。陈瑶席,湛清酷,纷进舞兮堂前,目眷眷兮琼篷......” 。这里的仪式似乎仍然承袭着屈原在《九歌》中所描绘的那种楚国酒舞祭的遗风。此外,唐代王建有一首《赛神曲》诗,则让人感到巫规们的神事活动与民俗的结合,别有一番清鲜的泥士气息:“男抱琵琶女作舞,主人再拜昕神语。新妇上酒莫辞勤,便阳陌舅无所苦。椒浆湛湛桂座新,一双长箭系红巾。但愿牛羊满家宅,十月报赛南山神。青天无风水复碧,龙马上鞍牛服辄。纷纷醉舞踏衣裳,把酒路旁劝行客。”在这里酒舞祭带给人的是一派轻松、欢乐与祥和。也正是基于此种原因,作为擦祀神祖的传统形式--奠酒和献舞,至今还影响着一部分人的生活。
二、搏前献歌舞,吉凶实难卡。
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舞台上,酒与舞蹈有时是相伴二尤,令人增色、令艺生辉,有时是相伴二魔,隐埋祸种,潜伏杀机。在无数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,饮宴场上的酒俨然是一种毒剂,吮之愈美,亡之愈速;舞女径作是伐性之斧,蜡齿娥屑,常令人君命殖国丧。
“美人计,吴宫宠西施”,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。越王勾践兵败,吴宫受辱,归国后卧薪尝胆,立志报仇雪耻。后用大夫范蠢所设“美人计”,举国内遍寻美女,得西施与郑且,“使老学师教之歌舞,学习容步,侠其艺成而后进吴宫”。吴王夫差自得西施,荒于酒色,日夜歌舞宴饮,不理朝政。数年后句践兴兵伐吴,大败吴国,逼得夫差自却而亡,勾践班师携西施而归。
在中国古代历史中,还有以美酒、女乐作缓兵之计的。战国时晋悼公伐郑,郑兵败,献师惺,师触、师竭及女乐、钟、馨、美酒等物以求和。有以舞抒志险些丧命的。晋平公会盟诸侯,酒席宴上命各国大夫舞蹈,发现齐国大夫高厚舞蹈时所唱诗的内容与舞姿的表现不一致,认为怀有“异志”,遂命诸大夫逼迫高厚与各国立盟约,吓得高厚急忙逃离酒宴跑回齐国。也还有以舞蹈刺探敌国军心民意以决定攻伐的。晋平公想攻打齐国,命范昭探昕虚实。范昭来到齐国,齐景公设宴款待。范昭喝了几杯酒佯装醉态,无礼地端起齐景公的酒杯喝酒,并要乐师为他演奏“天子乐”,他来跳“天子舞”。这一非礼要求遭到了乐师们的严厉拒绝。看到齐国普普通通的乐师竟不畏权贵,如此大义凛然,一派英雄气概,范昭回国后劝晋平公打消了攻打齐国的念头。
“鸿门宴”,历来被喻为凶险的象征。“项庄舞剑,意在沛公”,更提示人们要警惕那些貌似献媚的舞蹈中暗藏着杀机。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党派纷争,或敌对国家处在暂时休战的交往中,往往是酒无好酒,宴无好宴。欢歌妙舞的背后,反倒是刀光剑影,血溅杯盘。秦汉时期酒和舞蹈是士大夫阶层中最重要的礼仪社交内容。酒席宴上“以舞相属”,表示宾客互相敬重友好,并且含有沟通情谊的意思。“以舞相属”的一般程序是:酒席宴中主人(也可以是宾客)起身先舞,跳至客人面前,以礼相邀,这时客人必须起身以舞回报主人的盛情。如果拒不起立,或起而不舞,舞而不旋,都算是失礼和不敬。因此在历史上就有实因政治观点不同,志向意趣不投,从而借“以舞相属”礼仪失度引发和激化矛盾的事例。东汉大文学家蔡笆因为瞧不起宦官,在太守王智为其举行的钱行宴会上拒不起舞回报,因此得罪了宦官,被宦官在皇帝面前诬告他“谤讪朝廷”,害得蔡笆流浪江湖十多年。又如三国时期曹魏设宴,张盘以舞属于陶谦,陶谦不予理睬,张盘强拉陶谦起舞,陶谦舞而不旋,因此激化了二人之间的矛盾,致使陶谦弃官而走。看来张盘也是有意将二人的矛盾在众目睽睽之下,利用“以舞相属”的形式激化张扬开来,以达到政治上排除异己的目的。
辽天祥帝耶律延禧天庆二年,在海同江举行盛大的“鱼宴”,命各部落酋长依次表演歌舞。当轮到女真族首领阿骨打舞蹈时,他却“端立直视”,推辞不肯起舞。耶律延禧大怒,认为阿骨打太傲慢无礼,想借口把他杀了,以除后患。但萧奉先认为阿骨打没有大错,杀了他会产生不良后果,且女真族弱小,不会威胁到大辽国的统治地位,辽帝这才放过了阿骨打,然而三年以后,正是这个大胆的阿骨打发动了反辽战争,并正式建元称帝,国号金,公开与辽分庭抗礼。如此看来,数年前在“鱼宴”之上拒不起舞,“端立直视”之时,确已不把辽帝放在眼里了。
三、打令催金槽,潇洒亦斯文。
酒之所以能冠以“文化”二字,并不仅仅因其为人类物质文明的创造,还因为围绕着酒的历史生发出无数的、实实在在的文化现象。“打令”即是其中一种。我国酒令种类繁多,如“旗幡令”、“箭令”、“花枝令”、“僻子令”、“棋牌令”、“花笼令”。行令的方法也多种多样,如轮流执令,数点传令,击鼓传令等等。既然酒令也名之为令,就必有行令之人,古代称为“席纠”、“令 官”,今则习称“酒宫”。令官执掌酒桌上之赏酒、罚酒大权。例如《红楼梦》等四十回写道“:”鸳鸯也半推半就,谢了座,便坐下,也吃了一钟酒,笑道:“酒令大 如军令,不论尊卑,唯我是主,违了我的话,是要受罚的。”足见酒令于游戏中劝酒助兴的作用。在诸多酒令中尤以“舞令”(又称作“打令”)更显得风流雅致,它于狂放中蕴涵着斯文,自成一格,别具情趣。
下面以歌舞令《卡算子》为例作一欣赏:
《卡算子令》:(先取花枝,然后行令,口唱其词,逐句指点,举动稍误,即行罚酒,后词准此。)我有一枝花(指自身,复指花),斟我些儿酒(指自身,斟酒),唯愿花心似我心(指花,指自心愿),几岁长相守(放下花枝叉手)满满泛金杯(指酒盏),重把花来嗅(把花以鼻嗅),不愿花枝在我旁(把花传向下座人),付与他人手(把花付下座接去)。
类似的打令还有“浪淘沙令”、“调笑令”、“花酒令”,等等。据此可以说,歌舞令中的舞是被简化和被象征化的舞蹈动作。说它是舞蹈,因它具备舞蹈的特征,首先我们看到它有被修饰过的装饰性的动作、姿态;其次,和着令词的音韵、节奏(可能还有音乐)而舞;再次,要求情绪、令词、动作相一致,错了就要罚酒。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酒令舞的动作简单易学,它既可按规矩一板一眼地动作,又可不离板眼地即兴发挥,展示个人的文采和舞蹈才能。
(来源:原载于“中国酒业协会”——酒业智库)